晚明市民文化的兴起与宋体字的形成

讨论设计现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是市场需求。市场的体量、时尚以及服务对象的趣味倾向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设计的形态和品质。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设计行为之一，汉字字体设计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从印刷工艺的出现来说，一般认为字体设计应该始于雕版印刷出现的晚唐时代。但由于早期雕版印刷乃至宋代的活字制版，更接近于传统的勾摹镌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书写行为的延伸。但随着印刷业的普及和发展，制版印书日益规模化和产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刻工和书工，无论是文字的笔画形态、结构布白，还是镌刻手法，都与唐宋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1“宋体字”的由来

通过对明代与宋代书籍印刷字体的比较，张秀民认为明代的“这类方笔字，当时称宋体……其实它与真正的宋板字毫无相同之处。笔者曾翻阅了现存宋板书近四百种，从未发现此类呆板不灵的方块字，所以改称明体字或者明朝字，比较名副其实。”[1]检两宋印刷书籍，其选字都近于欧、颜、柳等楷书大家，至明代正德、嘉靖年开始出现所谓的“宋体”，而至万历年的晚明，此种宋体字渐趋成熟。但为何一直延续“宋体”之名呢？其原因不外三点：

首先，不排除早期的写手和刻工的确从宋版书字体学习而来，故沿用其名。清人叶德辉所谓“前明中叶以后，于是专有写匡廓之人，相沿至今，各图简易。”其次，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复古风气的促动下，印书界开始大量覆刻宋版书中的文集和诗集。冠以“宋版”或“宋体”之名，或为便省之计，或因射利之机。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应当出于元代以来士人热衷于宋版书的收藏之风。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从政府官员到地方士绅，皆以古董收藏为尚，精美而罕见的宋版古籍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范景中在《书籍之为艺术》一文中，曾围绕宋版《汉书》饶有兴味地记述了明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收藏故事。[2]文人们对宋版书的鉴赏丝毫不亚于法帖名画。晚明著名文人董其昌在养病其间，其友陈继儒携字画宋版来访，曾令董大为快慰：

“仲醇挟所藏木瘿垆、王右军《月半帖》真迹、吴道子《观音变相图》、宋板《华严经》、《尊宿语录》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对而坐……即长安游子能有此适否？”[3]

这里，宋版书给人带来的绝非只有文献上的意义，而是因为其纸张、用墨、刻印、字体等一系列要素都精雅绝伦赏心悦目。因此，正如宣纸未必产于宣城，宋体也未必出于宋代。

2从“宋版书”到“宋体字”：一场雅俗之间的较量

然而，正是在董其昌对宋版书大发赞叹的万历年，印刷选用的字体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董其昌从书法角度对此间接提出了批评：“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4]这里的“板刻”即是当时的“宋体字”，而 “板刻”后来又成为品第书画的巨大弊病之一。清钱泳也说：“刻书以宋刻为上。至元时，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近时则愈恶劣，无笔画可寻矣。”[5]看来，文人仍旧是从案头把玩、书法欣赏等艺术角度来看待书籍。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宋体字的创立和流行。

从汉字印刷通行的角度来看，晚明成立的宋体字，既易于排印，更易于辨识，应当成为印书业的首选字体。

嘉靖年间，随着中央对江南地区的管控日益松弛，江南的工商业发展领先全国，城市化水平随之提升。曹树基在全面研究这一时期的产业特征后，认为其时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城镇化程度，达到了15%[6]。文徵明曾记载这一从学者骤增的现象：“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7]这样，不仅是科考书籍的需求倍增，而且诸子百家之书乃至戏曲剧本以及传奇小说等书籍开始充斥市场。印书出版已成为得以发家致富的产业，比如明末李渔在南京经营出版业就是一例。

这一情形完全不同以往，社会对各色书籍的需求激发官刻、私刻和坊刻必须提升效率和产量。工匠们在改进工艺的同时，印刷的字体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明显改变。从前宋版书中模仿楷书名家细腻微妙的用笔趣味的工艺，显然很难提升效率。这就要求字体必须做到笔画平直刻露、偏旁部首模件化以及结构布白的整一。因而字体须简化笔画形态，而统一利用直尺，一次性地将多字分拆为规整的横线、纵线及斜线，在起收笔与转折处作雷同的形态装饰即可。这样，既保证了刻书效率的提升，也在秩序性和清晰性上满足了普通市民那种简单化的趣味。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312/6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