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

一、引 言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初一，举人、丹阳县学教谕、常熟人祝化雍*祝化雍，原姓祝，然以顾姓中举，赵宏恩《江南通志》、冯桂芬《苏州府志》中的《选举志》皆作“顾化雍”。《祝赵始末》、《王氏复仇记》云：“祝孝廉者，姓顾，名化雍，字仲求。”本文为叙述简便，统称祝化雍。家的墙壁被邻居进士赵士锦率众拆除，长期以来，赵士锦宣称祝化雍房产应归其媳陈氏，因为祝化雍先人是陈父的奴仆，祝化雍先人的房产就是陈父的房产。祝化雍应对赵士锦的办法就是躲着他，即使赵士锦在墙那边百般辱骂。但这次，墙壁被拆，祝化雍无处可躲，他被赵士锦抓住锁在屋中，逼他立刻签立房契。虽然身体无可逃，但灵魂可以，他上吊自杀了。常熟百姓虽然同情祝化雍，但更顾忌乡宦赵士锦，里甲地保不举报，邻里无人作证，祝化雍夫人王氏虽呈状署县，因祝化雍系自杀致此事无法立案。祝化雍已暴尸七日，王夫人不甘心丈夫就这样冤愤而死，她撰写揭帖并大加刊刻，一部分在常熟和丈夫任职地丹阳街衢张贴，一部分送发丈夫的学生——丹阳诸生，她还随揭帖附上请求诸生帮助自己为丈夫复仇的信函。于是丹阳诸生浩浩荡荡奔赴常熟，此时，常熟乡绅开始介入此事，以钱谦益、瞿式耜为首的乡绅默许了祝化雍夫人、丹阳诸生和常熟士民的义愤举动，赵士锦房屋瞬间被夷为平地，丹阳诸生在赵士锦堂基中掩埋了老师，完成了王夫人的意愿。*有关祝赵纠纷的文献，主要有无名氏《祝赵始末》(丁祖荫编：《虞阳说苑甲编》，1917年校印本)、无名氏《王氏复仇记》(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明清笔记史料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又见《香艳丛书》三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说库六》，新兴书局，出版年不详)、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三(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和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历代史料笔记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前两种为详本，后两种为略本，除此之外，详本“祝氏”作丹阳教谕“祝化雍”，字来仲，略本作“祝谦吉”，《柳南随笔》云其为桃源教谕，字“尊光”。据冯桂芬《苏州府志》(光绪九年刊本)，明末常熟确有祝化雍、祝谦吉两举人，祝化雍天启元年举人，丹阳教谕，祝谦吉崇祯六年举人，桃源教谕。我倾向于此事件中祝氏为祝化雍，因为：(1)前两种文献虽作者不详，但详述纠纷始末，有些细节绝非听闻者或后人可杜撰。如王氏揭帖云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夫下第归。明朝会试、殿试三年一次，二、三月举行，何以云十一月方下第归？实因崇祯十六年，会试时间推迟。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三载：“缘□骑内躏践，破及临清等处，南北道梗，入觐各官及应试举人，俱不得北上。……□后北出境，更期于八月中会试，如乡试之期焉。”(第455页)王应奎虽为常熟本地人，但生活于康熙、乾隆时；叶氏虽为同时人，但其记事得自传闻。(2)祝谦吉与赵士锦兄赵士春皆为复社成员(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与张溥、蒋棻为好友，深受杨彝赏识(参见张溥：《祝尊光稿序》，《七录斋集文集近稿》卷二)，且兄弟三人(其二弟，或即《复社纪略》常熟复社成员中的祝升吉、祝泰吉)，交友、编书，十分活跃(参见张溥：《三科文集序》，《七录斋集文集近稿》卷五)，在常熟算得上名流盛门，绝非势单力薄者。与之相对，祝化雍除登科记录名外，仅见其与常熟孙永祚有一次酬唱，孙诗形容祝化雍为一介贫儒(孙永仲《雪屋集》〔明崇祯古啸堂刻本〕卷六《雨后访祝来仲破山山房》有“子云起草处，凉雨过山微。石径携藤席，松枝掛葛衣”句)，与事件中祝氏情形更吻合。(3)桃源距常熟路途遥远，非合学诸生迅速可至，丹阳诸生至常熟为老师复仇更合理可信。当然即使此祝氏为祝谦吉，对本文论述影响也不大。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为之分析》将祝谦吉与祝化雍视为一人，称其为诸生，云其赴丹阳会试等等都是错误的(见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为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295-296页)。巫著所搜事件甚多，偶有疏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事件，首先是一起因社会身份变动而引起的邻里财产纠纷，导致社会身份变动的原因是读书仕进，故本文将借此讨论知识的力量及其与中国社会等级的复杂关系，比如知识如何帮助祝化雍完成了政治、法律身份的跨越，但又不足以消除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中身份的鸿沟。其次，这是一场强迫签立文书和拒绝签署文书间的博弈，赵士锦始终想得到祝化雍亲手签立的房产契约文书，甚至不惜以暴力相逼迫，故本文将据此讨论文书与基层社会习惯、秩序的形成，赵士锦想用文书建立两家关系的新秩序，殊不知其以暴力获得的契约本身就是违反契约精神的。再次，这是一起借助书籍和经典号召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学生为老师复仇的事件，故可借此分析书籍、经典的力量如何使针对自身和他人的暴力道德化。最后，这是一起女性以印刷揭贴和书信的方式有效动员诸生和市民，最终形成的“士变”和“民变”。故本文可借此讨论印刷之于公共正义、社会新道德情感主体的形成的意义。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523/824.html